巩固脱贫成果教育扶贫如何作为?

来源:互联网日期:2020-06-22 04:07 浏览:

5月13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大树乡乔鲁小学,语文老师马德明正在教一年级学生写规范汉字。该县注重教育推普脱贫,以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突破口,提升少数民族普通话沟通交往能力,消除语言障碍。单艺伟 摄

湖南省统计局驻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罗武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周志强在和小学生们玩耍。他坚持“志智双扶”,为当地贫困留守学生策划“爱心妈妈”“小手互拉”等结对帮扶活动,争取到各类帮扶关爱资金(含物资折价)90.6万元。 吴旭 刘强 摄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生厌学,有的家庭条件不算贫困,但一说上学就头疼。”经过多年的努力,重庆市奉节县于2018年底实现了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巩固率100%,2019年整体脱贫。但如何巩固控辍保学的成果,仍然是奉节县教委扶贫办主任刘萍担心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的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今年的52个。在这些相继摘帽的地区,教育扶贫新的挑战和任务相伴而来。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巩固脱贫成果,教育扶贫要如何作为?

“教学楼、食堂、宿舍、图书馆,信息化设备……硬件的短板已经补上了,怎么用好这些硬件设施设备,就像修路一样,路修好之后,还需要养路护路的费用,养路护路的机制是否建立起来了?”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说。曹东勃曾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挂职副县长,协助分管教育,深度参与教育扶贫工作,对乡村教育发展有直观的感受。

党的十九大以来,教育扶贫工作全面加速,专项政策密集出台,构建起从学前教育发展到义务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协作、特殊教育提升、教师队伍支持、薄弱学校建设等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

“经过多年的投入,总体实现了让贫困地区孩子有学上,并且能上有一定质量学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认为,“随着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国家会有更大的精力、财力,投入教育精准扶贫,而且全部脱贫摘帽了,要使贫困地区不返贫,教育的作用更为凸显,国家会把教育扶贫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付卫东长期关注教育扶贫问题,他认为,脱贫攻坚目标实现之后,教育扶贫的范围和内容都将扩展。

“不仅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城市贫困家庭学生,无技能、低技能的农村贫困青壮年和进城务工人员等非学龄教育贫困人口也要纳入教育扶贫的范围。”付卫东说。

“接受职业教育之后,再去工作,收入会比原来高很多。”曹东勃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是不够的,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会影响就业质量。因此,教育扶贫不仅要满足贫困家庭学生“有学上”“上好学”的问题,还要满足“就好业”,而发展职业教育,办好职业高中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所在。

在一些贫困县,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成了走出大山的障碍。即使走出去,也会受到“拳不打人,舌头打人”的委屈。已经胡子花白的马小林还记得自己1979年去兰州打工时的情形,包工头故意用普通话骂他,他却不知道。

“如果在学前教育阶段打好普通话学习的基础,小学教育将省很多力气。”曹东勃认为,教育扶贫不仅要向后延伸,也要向前延伸抓好学前教育,坚持源头治理。他认为,对于民族地区、老少边穷地区来说,普通话水平是影响学习兴趣的一大因素,很多学生一二年级还在补普通话,真正的小学教育随之滞后,一步慢,步步慢,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消化存在障碍。

“甚至应该延伸到孕期。”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秦玉友看来,教育扶贫并不是起步于“小学的100分”,而是从孕妇营养、卫生习惯、锻炼习惯、用药注意事项等方面就应予以关注。

“一个贫困地区孩子每天把学校发的营养餐偷偷带回家,想给妈妈吃。”秦玉友在调研中听到这个让他很感动的故事,但他认为,这其实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孩子的孝顺令人感动,但违背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初衷。”

因此,秦玉友建议:“教育扶贫的方式需要更加精准。比如一些物质资助可以直接给到学校,在学校里督促孩子尽量吃完营养餐,避免家庭对资助的‘二次分配’。”

实现教育扶贫从粗放转向内涵,实现精准帮扶,还需要充分考虑受帮扶对象如何用好资助。

“如果给了100元,他都拿去买酒喝,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扶贫效果。要让受帮扶对象以合理的、符合教育扶贫初衷的方式使用扶贫资金。”秦玉友说。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绝对贫困现象将被消除;但2020年以后,相对贫困仍然会长期存在。我国当前对贫困人口的识别,主要采用以收入为指标的绝对贫困线,但相对贫困如何认定,各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付卫东认为,相对贫困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既包含温饱等生存需求,也包含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更包含社会参与等权利需求。这也就意味着,相对贫困识别将更加复杂。

这种复杂的情况给贫困人口识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构建多维精准识别机制,比如,建立动态化的相对贫困学生群体监测机制。根据核查结果、人口变动、返贫和新产生贫困情况,确保城乡符合相对贫困标准的学生群体全部纳入帮扶范围。”付卫东说。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三个全覆盖”,从制度上基本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不过,薛二勇指出,目前针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各种资助,精准性仍然有待提高。为此,要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做到有层次、分梯度,不同地区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精准资助。

“教育资助资金使用上要进一步聚焦,改变以往学生资助一刀切、一个标准或‘大水漫灌’的现象,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特殊需求。比如,家庭越贫穷、居住环境越艰苦的相对贫困学生所获得的资助金额越多。”付卫东说。

另外,在经济帮扶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公开透明与学生自尊心、个人隐私的关系,如何体现人文关怀,也是一些扶贫干部关心的问题。

秦玉友认为:“公示是为了监督、保障应受资助的学生获得资助,无可厚非。贫穷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好贫困家庭学生尤其是心理脆弱的贫困家庭学生的心理辅导,同时也要避免对‘贫穷’污名化的问题。”

“1998年我来学校报到的第一天,眼前是3间土房。外面刮大风,屋里尘土飞扬。2000年经过一次修建,学校变成了砖房。2017年,全面改薄项目让我们有了现在的3层教学楼,有了1所幼儿园,1栋师生食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大树乡乔鲁小学校长唐金海见证了村小“大变样”。他说,学校变漂亮了,教室里有暖气了,校服舒服又好看,孩子们也更愿意来上学了。

“从绝对数量来看,在教育扶贫工作的努力下,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实质性改善。”秦玉友对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指标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与全面改薄的成绩相印证,但从横向来看,农村教育“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著”。

秦玉友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资源的规模效应方面的劣势,也包括农村学校吸引力劣势,主要体现在农村缺乏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

这一点,教育部挂职扶贫干部、河北省威县副县长王炳明也有同感,通过几年的教育扶贫,当地义务教育标准化目标已经实现,踏上了“教育信息化”之路,但是全县还有106个教学点教学质量的提升存在困难,师资配备、教师仍是短板。“只有区域教育水平的提升,才能够把优秀学生留在本地,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学生学习负担。”王炳明说。

师资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随着硬件条件的改善,未来教育扶贫要从粗放走向内涵式发展,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水平是内涵式发展的题中之义。

在元阳县,曹东勃发现,当地农村教师流动性大,导致教学质量不稳定,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兴趣,是诱发辍学的一个原因。而这又反过来影响教师的选择和投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曹东勃分析,教师流动性大与教师队伍中来自外地教师比例较高有关,由于贫困县教育水平落后,在教师招考中,本地户籍考生往往竞争不过外地考生。外地教师在贫困地区面对适应问题,如果教学主动性不足、扎根当地的热情不够,就会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因此,他建议改革教师招考方式,让本地优秀人才能够进入教师队伍。

薛二勇则将目光投向了教育经费的使用。他认为,目前教育经费投向教师的比例还不够,未来要继续完善教育财政制度,提高教育经费投入中教师工资的比例,确保教师实际收入水平真正不低于公务员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王炳明建议,继续加大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通过补充、培训、交流轮岗,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农村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将对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起到关键作用,国培计划、送教下乡、名师工作室等多种教师培训模式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唯一入选国培示范性综合改革项目的县级承担单位,威县探索了“订单式”教师培训模式。王炳明介绍,先后启动的对于全县语文教师培训,根据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成熟教师、青年教师、新晋教师进行分类,按照不同需求进行分层次培训,通过能力诊断,确定培训需求,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实现常态化培训。“这受到了老师们的普遍欢迎。”王炳明说。

“我们学校四年级的一个孩子,家里网不好,就搬了把凳子坐在屋子后的土坡上看网课。天很冷,他脚边木柴都烧了一大堆了。”重庆市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石罐小学语文教师张娥长期负责学校里的控辍保学、送教工作,她告诉记者,“一些孩子家里没有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年纪太小不会用,家里老人也帮不上忙。”

疫情期间,全国2亿多名学生开启线上教学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在线教学实验中,学校屈居“客场”地位,城乡家庭数字条件和学习环境成了制约城乡学生能否参与线上学习、能否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关键性因素,暴露了不少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起的一项覆盖24个省份、100个地市的农村小学“疫情下的农村教育”调查显示,虽然74.38%的教师对“疫情增进了学生与家长的关系”这一说法持中立或赞同态度,但就学业而言,36.84%的教师在问卷的留言部分提到了“家长不重视”“家长不配合”等对学习效果造成的负面影响。

秦玉友分析,疫情期间,农村家庭的家长有没有长时间陪伴孩子的耐心和能力,家长能不能做合格的监督者和辅助者,对这些角色有没有认同度,家长有没有判断孩子学习质量和学习投入的能力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教育的考验。

教育信息化被视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关键力量,但是疫情期间贫困地区在线教学也暴露出教育信息化发展存在的地区与学校间不均衡、教师信息技术水平和应变能力不足等问题。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提醒,要关注教育信息化场景差异带来的公平问题:“地域、学校、学生、教师的教育信息化条件不一,在运用信息化设备时就可能造成城乡、县域教育质量差距拉大。”

从在线教学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来看,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学校信息化投入力度,优化学校在线教育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将城市困难群体子女和农村偏远学校学生的上网设备纳入未来教育扶贫计划,帮助城乡困难群体顺利跨越数字鸿沟,应该是“后疫情”阶段教育扶贫重点关注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带来了巨大压力,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对教育扶贫将来的影响将逐渐显现,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任务面临很大的压力。

据国务院扶贫办透露,52个未摘帽贫困县中,10个县发生过疫情。对此,付卫东建议,通过增设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加大中央和省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对这10个县,建议采取专项转移支付或在疫后发行的地方债中划拨一部分,作为教育专项资金,重点减轻这些贫困县疫后由于财政收入减少而形成的教育财政压力”。

疫情对产业结构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样要求教育扶贫进行调整。薛二勇认为,疫情对传统产业影响较大,随着未来产业变革将加速,农业发展与互联网的联系将更为紧密,职业培训的范式和内容都需要转换,增加贫困地区人口的信息处理能力,“否则,他可能刚刚掌握一技之长,找到一份工作,却由于产业变革,跟不上形势变化,面临失业”。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生厌学,有的家庭条件不算贫困,但一说上学就头疼。”经过多年的努力,奉节于2018年底实现了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巩固率100%,但如何巩固控辍保学的成果,仍然是重庆市奉节县教委扶贫办刘萍担心的问题。

同样,曹东勃挂职的元阳县是集边疆、贫困、少数民族、山区于一体的地区,虽然于2019年底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评估认定,但是义务教育的短板仍然存在。

一方面由于教育质量较低,家长认为孩子竞争不过城里,将来也找不到好工作,“读书无用”思想顽固。另一方面,尽管控辍保学工作让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都回到了学校,但由于过去缺的功课太多,跟不上学习进度,成绩不佳,自信心受打击。“厌学辍学”成为“保学”工作的一大难点。

如何巩固控辍保学的成效、激发贫困地区学生的内在动力,是教育学者、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教师等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元阳县挂职期间,遇到前来支教的大学生,曹东勃总会请他们向中学生们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活。曹东勃认为,解决控辍保学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稳定师资队伍提升教育质量,还要打开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人生的更多可能,激发孩子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上进心”。

纵观教育扶贫历史,其目的从开发人力资源的功利化选择,逐渐嵌入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被视作斩断穷根的治本之策,被赋予“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功能,而随着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教育扶贫作用还将发生重大变化。

进入这个阶段,迫切要求建立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付卫东建议,建立动态化的相对贫困学生群体监测机制,确保城乡符合相对贫困标准的学生群体全部纳入帮扶范围。同时要尽快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覆盖,应对教育扶贫的长期挑战。

教育扶贫还需跳出教育看教育。吕德文表示:“教育扶贫需要跳出学校教育的思路,融入社会,用因地制宜的、配套的政策和机制来深化。”

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家庭教育的缺失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是辍学的主要诱因,留守儿童问题无疑是教育扶贫的难点所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吕德文举例,现在我国东部的许多工业园区为了吸引中西部劳动力,开出提供单间宿舍、住宿优惠、子女就近入学等条件,这对于解决流动儿童入学以及留守儿童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但目前,进一步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受制于当下的教育财政制度,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主要由流入地财政承担,给流入地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因此,还需要落实好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政策,进一步改革义务教育经费支付方式,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避免他们无学可上或者被迫“回流”农村,成为留守儿童。

未来教育扶贫,依靠的力量势必走向多元。付卫东认为,“政府主导是基础,社会各方参与是关键,市场机制是根本”。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参与教育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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