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俊杰|我眼里的教育技术40年(《未来教育重塑

来源:互联网日期:2020-05-06 08:54

我是1979年上小学的,到今年正好是40年。这40年来,正是祖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40年,因此我也有幸目睹了各行各业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40年,我几乎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校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留校工作,一直在学校学习、生活和工作,是教育领域40年来变革的亲身经历者,又由于从事教育技术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也得以有机会考察了国内外很多学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因此体会更加深刻。所以在《未来教育重塑研究》这本书的最后,我希望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聊聊40年来信息技术及其教育应用的发展历程。

1979到1991年,我在红旗渠的故乡——河南林州市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这10多年大致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1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老百姓慢慢地富起来了,可以吃饱饭了。

上小学的时候,应该说还是非常幸福的,那时候虽然没有那么多玩具,没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铅笔盒,但是每天可以开开心心地去上学,放学后也没有那么多作业,可以到大自然中去尽情地玩耍。不过,略有遗憾的是,我记得教材中基本上只有第一页是彩色的,其他页全是黑白的。那时候也没有机会去外地旅游,所以当时特别想知道长江黄河究竟有多宽,桂林山水究竟有多美?对于类似的问题,老师只能用语言来跟我们描述,用手势来跟我们比划,当然,也不能埋怨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亲自去看看。而现在,再偏远的学校,教师也可以打开电视,打开电脑,给同学们看看图片、放放录像,甚至播放一些3D模型。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多少题目可以做,手里只有那本数学教材,幸好当时我们的校长比较赏识我,每次收到学校订的期刊杂志时,就喊我过去解上面的题目。而现在的孩子,只有做不完的题目,没有想不到的题目。

整个小学时代,我的求知欲望真的还是比较强烈的,特别喜欢看书,但是附近能借到的主要就是邻居老爷爷家里的《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几本书,我翻过来覆过去看了无数遍,所以这几本书对我影响真的非常大,至今也特别感谢这位老爷爷。而现在的孩子,就算在偏远的农村学校,也有机会获得看不完的课外书。

1985年,在小学校长的鼓励下,我来到了县城读初中和高中。这时候的学习条件虽然还是比较艰苦,但是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能买到更多的习题集了,也能从图书室借到一些书了(遗憾的是没有太多时间看了),但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还是只能用黑板和粉笔,各种电子设备仍然是没有的。当你抓耳挠腮想不出答案,而一时又没有机会向老师请教的时候,就知道现在的孩子能够拍照解题有多幸福了。那时候特别想知道北大附、人大附、清华附这些学校的老师究竟是怎么讲课的,可惜没有任何机会。而现在的孩子利用MOOC,利用在线直播课程,连幼儿都可以请美国的教师教英语了。

1991年,我有幸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第一年先在信阳陆军学院参加了一年军训,1992年正式进入北大力学系学习,1996年继续攻读硕士,1999年硕士毕业留校工作。这10年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二个10年,祖国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初我到北大上学的时候,北大到城里的道路旁边还有农田,一到晚上就黑糊糊的,后来眼看着三环、四环慢慢都通了,中关村从一个“村子”变成了一个热闹的都市中心。

然而,虽然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是当时条件仍然有限。绝大部分教室都仍然只有粉笔和黑板,只有电教大楼里才有一些电视和录像机用来开展电化教学,当时课堂中使用的频率也不高。我的硕士导师严宗毅教授比较喜欢新技术,所以在他讲授《流体力学》课程时特意在电教大楼的教室里上课,给我们放过几次流体的录像,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学校也比较少请外国的专家教授来做报告,也没有MOOC,虽然也很想知道美国高校,比如哈佛、斯坦福的教师究竟是怎么讲课的,但是基本上也没有机会。而今天的大学生,躺在床上,打开平板电脑,打开手机,想看谁的课就看谁的课,想联系哪位教授就联系哪位教授。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所以同学们下课后回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学校给我们订的《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或者打开当时流行的半导体收音机,这就是所有新闻的重要来源。当时和初中、高中的联系基本上还是靠书信,下课回到宿舍收到一封信真是很幸福的事情,到现在还珍藏了很多当时的信件,确实很宝贵,现在的大学生估计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接触到网络,但是已经有计算机了,那时候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计算机市场了,学校里计算中心也有一些小型机,可以花钱买机时去学习,所以同学们经常一起,节省下吃饭的钱,去学校计算中心的阁楼里挤在一起输入现在看来很土的代码。后来张瑞云老师给我们开设了Pascal语言这门课程,在学校机房上课,说是要大家学会以后开发用于教授力学知识的CAI(Computer Assistant Instruction,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辅助教学,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一个高潮期,学校高度重视,北大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系都有老师在开发CAI课件,可惜当时不懂。我依稀还记得自己用Pascal做了一个小动画,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时激动地不行,还想着用这个技术给老家电视台做一个片头呢。

关于网络,其实和北大的渊源很深。1987年,北大的钱天白教授已经向德国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当时中国还未正式加入互联网),只是当时我们接触不到而已。大约在1992年左右,我们力学系的陈耀松教授通过专线从高能物理所联上了互联网,有几个同学参加了实验小组,可以联网访问美国大学图书馆里的资源,因为自己没参加,每次听同学讲起,都感觉很神秘。后来MUD(Multi-User Dimension,多用户空间,也就是文字版的网络空间或网络游戏)开始兴起,每次同学回来给我们讲起在其中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外国朋友,都感觉很羡慕,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其实不了解,大家也不会像现在一样整天讨论网络,毕竟网络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那时候大家讨论更多的是电脑和光盘。

1994年中国正式加入互联网,我们也开始对互联网有所感觉。1995年,张树新创立首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瀛海威,普通人终于可以用电话线拨号上网了。不过那时候带宽只有64K,非常慢,记得当时说,一个网页只要6秒内能呈现出来就不算慢,现在想想真佩服那时候网民的耐心。

1996年,我开始在力学系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这时候计算机从286、386、486逐渐到了奔腾,但是上课的情形依然差不多。当时电教中心和个别实验室已经有了投影机,可以播放PPT了。我记得在1999年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从电教中心借了一台巨大的投影机,用自行车驮到了答辩现场,所以我基本上是生物力学实验室第一个用PPT答辩的同学,记得当时的答辩老师们顾不太上问我学术问题了,都在问这个是怎么做的等等。今天大学里几乎每一个会议室和教室都安装了投影机或电子白板或触摸屏一体机等等。

在1997年的时候,在父亲的鼎力支持下,我购买了一台计算机。不过当时只有实验室可以上网,宿舍还不能上网,所以绝大部分时间我仍然是无法上网的,主要用来做研究,具体的说,主要是计算。那时候同学当中流行的段子就是,在系里见到某位教授在溜达,问他干什么呢?教授很自豪地说,计算机在算题呢,要好几个小时,我来院子里休息一下。说实话,我不能肯定,如果当时我的电脑就像现在同学们的电脑一样随时随地可以访问互联网的资源,我会拿它干什么?

1994年到上世纪末,世界上互联网发展特别快,互联网公司一片繁荣。1995年8月,网景公司(Mosica浏览器)在还没有盈利的时候,就首次公开募股,在5个月内股票从每股28美元猛升到每股174美元。1996年4月,雅虎公司刚上市市值就达到8.48亿美元。1997年5月,亚马逊以4.38亿美元上市。在中国,互联网也迎来了第一个高速发展的浪潮期,1997年,网易创立;1998年,搜狐、腾讯、新浪成立;1999年,马云带着18罗汉创业,阿里巴巴成立;同年,腾讯开通QQ的前身OICQ;2000年,百度成立。这期间互联网真的很热闹,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网站成立。记得2000年左右,在北大三角地经常有网站的推广活动,同学们下课路过三角地,一下子就被人塞过来一张表,填完了就算网站用户了,拿一个杯子或其他礼物就可以回宿舍了,其实此时绝大部分同学们在宿舍里并没有电脑和网络可用,只能到实验室或门口的飞宇网吧去上网。而在社会上,虽然很多人依然没有实际用过互联网,但是互联网确实炒的很热闹了,那时候最流行的段子就是:即使是一个乞丐,也需要弄一个“乞丐.COM”,这样容易要到钱。当然,现在流行的段子是:即使是一个乞丐,也要制作一个二维码,扫码要钱。

当时的网站虽然很热闹,但相对于今天来说,功能还是比较少,大多是门户网站,提供一些新闻、BBS、聊天室、FTP、E-mail等服务,这些服务基本上收不到钱,网站主要希望靠卖广告赚钱,要知道虽然当时网民规模增速很快,但是1997年全国只有62万网民,1999年也才只有890万网民(参见图1-2),可以想象,有钱支付广告费的大部分企业老板还不知道互联网究竟是什么?知道互联网的老板也不相信靠互联网广告能拉来多少人。所以大部分网站找不到清晰的盈利模式,只能靠风险投资活着,风险投资烧完了也就完了。因此当时的许多网站在互联网寒冬中都没有扛过去,被关闭或者合并了。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成功的创新案例,比如“丽华快餐”,在1997年的时候在北京开业,号称“网络订餐,四环以内,一份起送”,结果很成功,一直到今天还是重要的快餐企业。其实类似的企业也有一些,比如携程、淘宝等,由此互联网领域也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鼠标+水泥”,也就是说光靠网络是不行的,必须和传统需求相结合。不过,在当时,如果过于创新,可能也不行,比如最有名的“E国一小时”案例,号称不管买多少东西,都可以在一小时内送到。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尝试订购了一罐可乐,真的给送到了。不过,或许是因为本书前面说的创新扩散的条件等影响因素吧,因为整个大环境还不行,很快就倒闭了。

当第一次互联网低潮来临的时候,我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当时意识到或许某些产品服务还有问题,但就整体而言,互联网真的有用,所以我坚信它一定能够再度崛起。记得当时比尔·盖茨也说,“这一次互联网低潮不是真正的低潮,等互联网再度崛起的时候,一定会更强烈,也更实用。”后来的事实也再次证明盖茨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有意思的是盖茨预测到了互联网的价值,但是微软似乎在互联网发展中总是慢半拍。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嘲笑盖茨,1999年左右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他们在干什么,我也是1999年参加工作,我又在干什么呢?就像2003年硕士还没毕业就创办世纪佳缘的龚海燕说的那样,“光有idea(想法)没有用,关键是去做。”

1999年7月,我从力学系生物流体力学专业硕士毕业留校到电教中心计算机教研室工作,给本科生讲授计算机基础课。当时留校工作还挺纠结的,很感谢电教中心殷金生等主任们的看重,也很感谢力学系书记秦寿珪等老师们的热情挽留。2000年,北大成立教育学院,在汪琼教授等领导的邀请下,我就到了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工作,算是正式开始教育技术研究了。后来有学生曾经问我,从生物力学到教育技术专业后悔吗?我回答四个字“缘来是命”,然后我会告诉他们我的座右铭“为荣誉而奋斗,不让良心焦虑”,不管做什么,都要努力去奋斗。现在回想一下,当时之所以到了电教中心工作,因素比较复杂,不过或许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

最开始上班的时候,单位配了台式电脑,可以上网。又因为我们教的是计算机基础课,所以在电教中心的教室和机房上课,也可以上网。不过,那时候学校用的是教育科研网,社会上的新浪等网站用的是公众网,教育网和公众网之间的带宽很窄,所以访问公众网的网站很慢,访问教育网内部的网站速度还比较快,遗憾的是教育网内部当时没有太多网站,就记得现在的中文在线创始人、当时的清华学生童之磊等人在实验室创办了网站“化云坊”,里面放了一些漂亮的图片、文字等等,虽然这个网站今天看来很简陋,但是在当时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网站了。

虽然我逐渐开始从事计算机基础课教学和教育技术研究了,但是当时我实际上还是门外汉,对教育技术的相关理论等都不是很了解,只是凭着希望教好课的朴素愿望在探索着。记得那时候自己不怕辛苦将教材上的部分文字录入计算机,又去“化云坊”等网站找一些图片,制作成当时看来也不错的PPT。为了考学生的打字速度,自己用Visual Basic开发了打字测试软件。在教学过程中,想到如果能有一个网站可以放自己的PPT、让学生讨论、收作业应该很好,于是我又自己学习了ASP程序设计语言,一点一滴地开发出来一个集成了课件、讨论区、聊天室、交作业等模块的网上教学平台,还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北大网络学堂”,虽然那时候自己仍不太了解计算机辅助教学,但是从自己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感觉到这个东西真好,真方便,能够节省我的大量时间。所以我当时也拼命向我能接触到的领导和老师推荐,也有个别老师真的使用了。不过直到2008年北大才采用BlackBoard正式上线了“北大教学网”,现在想想自己的想法确实可能有点超前了,如果北大当时真采用我开发的那个漏洞百出、破绽无数的系统,恐怕上线一秒钟就崩溃了。另外,当时大部分学生除了上计算机课或去网吧能上网外,基本无法接触网络,大环境还不成熟。

2001年4-8月时,承蒙张雷教授邀请和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资助,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当时香港的计算机和网络环境好一些,我的体会又深了一些。有一次和大学同学关庆强到维多利亚海港边游玩的时候,突然想到,香港维港、纽约曼哈顿、上海黄浦江等几个地方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它们将经济、文化、旅游等几个中心都融在了一起,所以特别吸引人,而计算机第一次可以将学习、工作、生活、娱乐融在一起,所以注定了会比电影和电视走的更远,前途更光明,当时一激动,差点掉维港里。在香港的那5个月,是我人生中很快乐的一段日子,当时和南京大学王运来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王坤庆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现在人民大学)雷雳教授四个人一起,共同学习,一起娱乐,休息时间我一边做我的个人主页——“尚网”(www.jjshang.com),一边叠叠不休地和他们讲互联网的价值,帮他们做个人主页,乐在其中。

2001年回到北大后,我又继续教了几年学,2004-2007年又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师从李芳乐、李浩文、林智中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教育技术系统的学习研究。在2007年的时候,我和导师、同学参加了西北师大主办的“两岸三地教育技术西部行”活动,第一次深入到西部,虽然也听到了一些地方反映的计算机没有用起来的事情,但是也确实看到了在某些学校计算机和教育资源光盘等起到的重要作用。

2000-2007年间,互联网虽然经历了第一次低潮,但是很快从低潮中重新升起,又开始快速发展了,有意思的是,挽救互联网于水火之中的居然是强调“好玩”的网络游戏和短信。前面讲过,最开始各类网站虽然很热闹,但是找不到清晰的盈利模式,风险投资烧完网站就倒闭了。2001年的时候,陈天桥花了30万美元的价格代理了当时非常火爆的韩国网络游戏《传奇》,短短2年的时间,到2003年,盛大网络虽然只有100个员工,但是当年的收入已经达到了6.33亿元,还有高达2.73亿元的净利润,这一下互联网真的是可以真金白银的挣钱了,所以很多公司都纷纷加入了网络游戏的行列。另外,当时突然人们喜欢发各种有趣好玩的短信了,比如“你帅你帅,头戴草帽,腰缠海带,装什么东方不败。”火爆程度堪比今天的微信,虽然一条短信只要一毛钱,但是不要忘了大规模协作改变一切,据中国移动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手机短信息量突破10亿条,2001年达到了189亿条,2004年涨到了900亿条,一个春节过去,中国移动在后台数钱数到手软。

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那几年,互联网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了,读书需要的学习资料可以在网上检索并下载,课余休息时间可以用BT下载一些电影、电视剧、小说来看。那时候和博士同学、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陈高伟经常一起去吃饭,路上我们就兴奋地交流互联网上的新发现。还记得最初的网红芙蓉姐姐和小胖,也是此期间流行起来的,他们那时候在青年学生中的知名度可要比现在的网红高多了。

总的来说,此阶段互联网在快速发展,网络速度在快速增加,网民规模在高速增长,网络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但是与今天的网络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如图1-2显示的,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网民规模还没有超过10%,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当时把网络说得天花乱坠了,但是中国还有90%以上的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用过。

2008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后,重新回到北大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工作,从此正式展开了教育技术教学、研究和服务工作。此次回来,感觉北京真的变化太大了,2001年第一次去香港访问的时候,通过深圳还要查边防证,那时候感觉北京(至少我熟悉的中关村地区)和香港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这次回来整个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差异,甚至北京建设得还更加漂亮了。就网络环境而言,已经和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了,或者说已经进入“现代网络时代”了。

在自己的教学方面,北大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已经有非常大的提升,网络速度非常快,不管教育网还是公网中的资源,再也不用等几秒了。此时互联网上的资源也已经比较多了,想要找的理论、文献可以方便地检索到,也不用像过去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所有内容了。

就我自己的教育技术研究领域(或者说互联网教育、在线教育、教育信息化、信息技术教育),也是一日千里的发展着,不仅大学的教室、会议室都安装了投影设备,越来越多的中小学也在努力实现“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而且中央电教馆等研究机构、企业、一线教师提供了海量的教学资源,在北京深圳的一些学校,如果不让老师用PPT讲课,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课了,在西部地区也一样,记得2010年和中央电教馆陈庆贵主任、轩兴平处长等人去新疆的一个学校考察时,校长说,“你们不要说跟着电视学习不好,如果我们不让孩子跟着电视里东部老师的教学片学习,我们的英语、音乐课就不起来或者开不好。”事实上,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孩子们高兴地跟着电视里的老师在唱歌,由此我当时再次认定在线教育视频课程一定是有用的。

2012年左右,可汗学院、MOOC、翻转课堂、微课先后开始流行,同时期移动学习、游戏化学习、平板教学、VR/AR等创新学习方式不断涌现,更是推动着大中小学进行着革命性的变革,越演越烈。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说最初教育技术研究者推动网络教学的时候,都是自下而上的,到各个高校教务处长这一关可能就被拦住了,“你们就别说了,现阶段还没有那么重要。”而现在不一样了,都是自上而下的,各个高校校长把教务长喊过来布置工作,要尽快推动MOOC。虽说是玩笑话,但是教育信息化工作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各类教育会议开始探讨教育技术,越来越多的教育类期刊刊登教育技术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一线教师开始教育技术相关研究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微课、MOOC和翻转课堂等技术门槛降低了,更多的教师从被动应用变成了主动应用,大都热情地拥抱信息技术了。

就我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游戏化学习(教育游戏),我的感受也更强烈。2008年我回到北大教育学院工作后,继续开展博士期间的游戏化学习(教育游戏)研究,最初的时候确实很艰难,因为大部分领导、校长和教师还不是很认可。不过后来慢慢情况有所变化,大约2011年,在时任中央电教馆国际合作处郑大伟处长和联合国儿基会李涛女士的邀请下,我参与了联合国儿基会和电教馆联合开展的SMILE研究项目,在其中负责推广游戏化教学。后来大约在2013年,在中央电教馆原馆长王珠珠及教育部相关领导及专家支持下,第一次将“教育游戏”明确写到了教育部公开征集教育资源的文件中。后来2015年在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原秘书长刘雍潜等领导支持下正式成立了教育游戏专委会。2016年,在汪琼教授及高教社领导支持下,我们也在中国大学MOOC上线了《游戏化教学法》MOOC,这几年已经大约有6万学习者选修过课程,并在2018年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总而言之,这些年来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游戏化学习(或者说教育游戏)慢慢被越来越多的校长、老师和家长接受了。

当然,我自己体会,这一切变化可能主要原因是信息化大环境变革了,网络的快速发展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真的要对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在我2000年左右给学生教计算机基础课时,那时候一再强调计算机的作用首先是“科学计算”,似乎E-mail、WWW、BBS、FTP和聊天室就是最主要的网络服务了,而后来发现网络服务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企业做不到的,博客、微博、微信、网络游戏、视频网站、音频网站、视频直播、游戏直播、抖音,一个接一个;在网络购物方面,有了淘宝、京东,还可以再有美团和拼多多;在出行方面,滴滴、快的、共享单车。扫码支付更是将这些应用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2010年左右,现在香港教育大学工作的博士同学钱海燕非要给我快递几双孩子的鞋,她说她现在购物上瘾了,就是想买东西,但是已经不敢往家里送快递了,所以要送给我女儿(哈哈,我首先要感谢同学的好意)。那时候我还想呢,这怎么可能呢,网上购物还能上瘾?现在我才明白,这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啊,我同学不过是超前几年而已!几年前,我问小区里送快递的小伙子,你一天能送几件啊?现在我问他,你一天能送几车啊?在北大,目前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取快递的地方,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而且,现在几个电商网站也已经开始去农村刷墙了,比如“发家致富靠劳动,勤俭持家靠京东”、“要致富,先修路。要购物,先百度”等等,回想一下最近一百年,什么东西开始刷墙了,什么东西就真的革命了。

这个时期网络之所以发展特别快,移动互联网起到了关键作用,智能移动终端让更多的人随时随地能够接触网络。业界对移动互联网早就很重视,2002年周云帆和杨宁就创建了“空中网”,主打手机上网等业务。不过因为设备原因,早期发展比较慢,后来智能手机开始逐渐流行后,移动互联网就开始迅猛发展,对各个企业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比如百度,在互联网时代,搜索就是至关重要的门户,但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搜索就受到了挑战。在阿里,2013年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而腾讯正借助微信进入疯狂发展阶段,此时马云应该很紧张,所以在内部狂推“来往”。后来阿里提出了“无线优先”的战略,继而又提出了“All in 无线”的战略,全面转向无线,才在京东等企业的无线攻势下稳住了脚步,否则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可能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在教育领域,其实很早也在尝试移动学习,比如崔光佐教授2002年左右就在北大开展基于短信的移动学习研究,当然,今天的移动学习已经覆盖了方方面面。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最初还有点儿困惑,因为我每天坐在电脑面前,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笔记本电脑工作的,但是后来有一些网站在登录的时候一定要你用手机扫一扫登录,我就觉得挺烦的,我直接输入用户名密码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一定要我再拿手机呢?麻烦!但是我后来逐渐理解到,网站的主要用户群体已经变了,就如我们在第一章(图1-2)讲的,在2006年之前大部分上网的人可能都是教师、学生、白领等所谓的专业人士,领导们通常没有大量的时间来上网,农村妇女可能没有条件来上网。但是2006之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上至高级领导,下至老人、农村妇女真的都开始上网了。在教育领域也是一样,不管哪个方面的教育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学生、一线教师也都真的“上网”了,当他们认识到网络在新闻、娱乐、游戏、商业、金融、军事等领域的重要价值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网络在教育中的作用和价值。德鲁克曾经说过一句似乎对教育人士“不太动听”的话:教育领域变革的推动力往往来自外部。我虽然没有去做严谨的实证研究,但是实际工作中我确实感受到,互联网对社会变革进而对教育产生的推动力似乎确实大于我们教育技术从业人士的呼吁,所以这句话可能有道理。当然,教育技术人士也不必伤心,当各界人士都对教育信息化重视的时候,我们教育技术专业也就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这些年经常有教育信息化企业的人士来找聊天,有人经常苦闷于互联网教育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是怎么就找不到盈利模式呢?我总是告诉他们:第一,“真的有用就真的有人用”。如果你的产品和服务对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用处不大,而只是想融资上市圈钱,最终一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有人总相信自己会是击鼓传花中间的一环,那就没有办法了;第二,“少谈概念,多解决问题”。之前,一位教授就讲过,教育领域那么多真实的问题,你们不去解决,净弄点儿没用的东西。他的话有点儿偏颇,但是我确实也有感受,比如这些年我在学院负责行政、培训和信息化工作,实际面临许多问题,我特别希望用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空间,打造学院无纸化办公系统,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第三,“研究能做多深,企业就能走多远”。每次谈到这里,企业人士就笑,说尚老师是希望我们支持你吧。其实也不是,当一个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一定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否则后继乏力,会找不到方向。这或许也是阿里成立达摩院、罗汉堂的原因吧。

2019年还没有完全过去,人工智能又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挠得痒痒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人工智能真的要来了。事实上,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本书中说到“机器人”,后来帮家长干活的时候就总是想,如果有一个机器人能帮我干活就太好了,不过一直奔到了2000年也没有实现。不过,AlphaGo、AlphaZero的出现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后来2017年我们举行北大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的时候,请科大讯飞现场支持,将声音转成文字,因为不需要通过网络进行,所以正确率几乎百分之百。我那一次真的被震撼了,再次坚定了人工智能真的很有用的信心。

当然,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自然有人担心人类的未来,其实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反复讲了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几千年来,人类对技术就不是太信任,但是人类又需要依靠技术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有质疑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坚信,只要人类能够理智地使用人工智能,一定可以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目前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与教育也倍加重视,各级领导都对人工智能与教育抱以厚望,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管理模式创新,完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教学环境,努力实现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各类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当然,我相信仍然有人会在心里打鼓,过去电影、电视没能改变教育,计算机、互联网似乎也没能改变教育,人工智能就一定能改变教育吗?诚然,我也认为,教育作为一个比较“慢”的领域,变革过程确实会慢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进到学校,认真去和教师交流,认真去了解上课情况的话,就会看到,电影、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正在对教育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未来能否让教师们摆脱繁琐事务的纠缠,专心致志的来指导每一个孩子,真正实现“一个不能少”,人工智能真的是关键性因素。

可能也有一些读者希望我在最后展望一下未来40年的发展,事实上在本书的各章节内容中我已经尽可能展望了,但是说句大实话,展望未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不能预测的太准,原因在于这个时代真的变化太快了。你就想想,当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精英人才每天想着互联网创新的时候,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所以对未来40年真的不敢随便讲。但是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只要人类能够团结互助、和谐共处,教育一定会更美好,祖国一定会更强盛,世界一定会更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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